本书的切入点非常精妙，通过分析一个跨越近百年的煤矿的发展历史，来探究经营这个煤矿的历史上的政权是如何试图通过这个煤矿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封建制度的清王朝到帝国主义的日本、主权难以独立的国民党民国和短暂占领的苏联，最后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碳技术官僚（Carbon Technocracy）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醒民将technocracy翻译为技治主义）
政权、碳技术官僚、煤矿、工人，这四种角色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碳技术官僚，就是通过组织化、精密化、机械化的管理，试图实现愈来愈高的煤炭产量的政治体制，同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精密的预期，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并试图不断加强自身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走向了自身的崩溃，甚至导致更广泛的政权的崩溃。
作者选择与Timothy Mitchell 的 Carbon Democracy 对话，试图来论证对煤炭和石油的挖掘并不一定会走向民主，在东亚则走向的是帝国主义和独裁。这点是本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最有意义的内容，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Timothy 认为，挖掘煤炭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些劳工在危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则天然会产生民主的氛围对抗资方来要求更好的待遇，这会进一步促进民主的发展，为了减少对于劳动者的依赖，资本家与产业界会更容易倾向于将对碳的依赖转向于石油。因为石油的流动性天然的更依赖于技术和设备，也就减少了对于劳动者的依赖，从而不再有民主的反抗。然而作者 Victor 则通过对碳技术官僚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作用来论证，煤炭挖掘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主，至少在东亚不会。
煤炭开采从原始的开采到竖井挖掘，再到露天煤矿的开采。对技术要求、机械化程度、能源依赖都日渐增强，这就导致了碳技术官僚这个群体的诞生。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他们派遣优秀的帝国大学的学生去欧洲和美国学习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带到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为了解决日本帝国日益紧张的能源短缺问题，他们必须满足来自统治者逐渐增加的产量要求，因此针对抚顺煤矿的情况采用了大量先进的机械化手段，并高效组织大量的劳工进行劳动。在 918 事件之前，通过许诺丰富的报酬，吸引了大量闯关东的人来到抚顺工作。为了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日本碳技术官僚体系将他们从落后而又肮脏的环境逐渐提升到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安全、宿舍、娱乐设施等。需要表明的是，包括安全等方面的提升并不是主动的为了员工的福利，而是因为安全事故会影响目标的达成，因此安全设施是被动的提供。
对于伪满洲国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日本本土的能源问题，为日本的舰队、本土的电力消耗、家庭能源消耗提供了良好的能源来源，然而并没有带来相对应的民主。随着帝国侵略主义占据日本政坛的统治地位，为了满足侵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对能源的要求更加多，日本开始强迫劳动以满足陡峭增加的要求。
Fun Fact：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普遍流行一种观点：上帝是慈爱的，赐予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禀赋，而人类有责任需要利用好上帝赐予的资源，所以日本需要帮助那些没有利用好资源的国家，帮助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如果他们不会开采，那就帮助他们开采。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他们有义务帮助满清或中国开采抚顺煤矿。
1920 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保守主义的增加。日本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而选择对外发动战争，然而对外发动战争带来的经济问题加剧了矛盾。对东南亚的侵略是为了解决其对橡胶的需求，对东北的侵略部分是因为煤炭的需求。然而战争本身并不是需要资源，而是需要工业制成品。被侵略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十分初级，不足以支撑迅速提供工业制成品，只能提供初级原材料。而工业化大量需要原始资本的投入，这种对原始资本的要求，又加剧了其战争时期的经济困难程度，更加剧了螺旋式的恶化了对外侵略的要求。（相比之下，美国的战争机器迅速壮大，是因为其本身的原材料相当丰富和工业基础相当完善，工业化加速过程对于资本的需求并不高，而且通过战时动员和债券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满足）日本主动选择登上了一辆不断俯冲向崩溃的悬崖的战车。
二战后，苏联占据了东北，并拆走了一切可以拆走的设备送回了苏联。留给国民党民国的则是一片疮痍。
建国后，计划经济下的煤矿增长的目标被进一步强化了。作者更额外强调了为了要实现钢铁产量的目标而在大跃进时期兴起的大炼钢铁，也进一步引发了对于煤炭能源和相关资源的浪费。碳技术官僚在这一阶段时期起到了比过往更加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更加利用好抚顺煤矿的资源，还是开发更多的国有大型煤矿，都对这个群体——或者用阶层来形容这群人更恰当——更加依赖。
在这一阶段，提升煤矿产量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设立生产荣誉的称号。通过互相比赛和竞争，让劳动工人们提升产量。在书中有相当的篇幅都集中在了如何通过设定“流动红旗”、“旗手”等称号来使工人们发挥自下而上的增产意识。（然而在这部分的叙述中，我个人认为应该需要增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比来反映当时巨大的阶级差异，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不平等，从而反映这种竞争是建立在既有的阶级优势上的，尤其是对于很多从农民阶级“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人来说）
有意思的是，通过对产量的极致追求，也造成了对于安全的疏忽，也继而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发，对此的批评集中在了管理问题，也就是对官僚体系。相较而言，帝国主义日本总会将安全事故归结于工人的无知。作者在批评前者的观点时，则表述不是很清晰，或者表达不是很明确（也有可能是我本人英语理解还不到位。）
作者文笔极佳，但在优美的文笔之下，则隐藏着近代史研究中似乎难以被忽略的问题，即近代史的材料纷繁复杂，各种观点和视角并生，如何找出其中深层的脉络是困难的，也总是存在无法被全面照顾到的观点。
作者用悲悯的视角来谈无论在哪个体系下，工人都处在极度危险和被剥削的状态之中，其中尤为强调了帝国主义日本对待战争犯和俘虏的行为。这点毫无疑问是令人感动的，然而在最后谈到碳排放的时候，却在反复强调碳排放对于地球和世界的破坏，却有一个批评者的观点被忽略了：全世界所有人都有权利来使用能源，包括最普通的工人。
在书中的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当权者试图通过承诺“廉价的能源”来实现对本地人的“感情的收买”，以获得对于本政权和本煤矿的支持。事实也是如此，最普通的人也有权使用能源，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类无法避免的使用化石能源来获得能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各个国家都有碳排放权。正如丁仲礼院士在柴静采访中的回应一样。这个研究空间内完美隐身的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欧美）却似乎不在场。
当然全球变暖带来的环境灾难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上面谈到的这种让我隐约感觉存在的暗示，让我有一点点的感觉到不适。当然这也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使用Comparative Historical Method的著作，缺少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煤矿发展历程背后的分析和对比，天然的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除了讨论人类对于能源的浪费之外，也引入 Cara New Daggett 的The Birth of Energy这本著作，用来回应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剥离碳排放来获得经济增长以实现人类的能源自由。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对碳排放权这一当下核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当然这部分也远离本书的主题了。
总体而言，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