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中年才取得博士学位的作者，在当了数年兼职教师之后，带着对Tenure终身教职无限的期望，写下了这本真情实感流露的书。尽管在最后作者一再强调回到过去并不意味着更好，但当下的情形则是一种悲剧。据说译者是一位从业十余年的留学中介，不知道介绍了那么多去美国上学的人，了解到他们随后的人生，译者的心态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大量的描述与切实的体验，以及十分勉强的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形成当前局面的原因也浅尝辄止。这里并不是在批评作者，而是在批评译者或编辑。本书原名The Adjunct Underclass: 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ion，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翻译为《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直译过来的话，可能应该叫《附属的兼职阶层：美国大学如何背叛了他们的员工、学生和使命》。
兼职老师也想成为教授
应该肯定的是，作者对于大约100万存在于美国各个大学、学院的兼职老师提供了丰富的描写，这个视角往往被主流的视野所忽略。主流叙事主要关注顶尖大学、美丽校园、丰富社团活动、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教授与优秀的毕业生。然而根据作者统计，有大约100万人在各个学校（主要是社区大学）兼职，每个学期拿着2000-4000美元的课程收入，却希望能有朝一日转为tenure。
在美剧《摩登家庭》中的一集，讲的是南加州的金牌房地产经理人Phil，在当地的社区大学开设课程，指导年轻人成为房地产经纪人。然而Phil本身也只是一所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无非是在房地产经纪业务上有丰富的经验，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怎么就能去大学当老师呢？甚至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学怎么能开设房地产中介的课程呢？
与国内的大学体系不同，美国高中毕业后，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会进入社区大学学习，有两年制和四年制的不同类型。这些社区大学会提供一些非常“面向市场”的课程，当然也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转学的机会，能够将社区大学的学分换算到其他大学的学分，进入当地的州立大学。因此，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社区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大专，而当地的州立大学则有些像普通的本科院校。而那些享誉全球的知名高校，则是我们视野中出现最多、享受更多资源的大学。
一开始，大学里的兼职老师，设想的就是如同Phil一般，在业务上事业有成、拥有丰富的经验，希望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年轻人的产业界人士，和现在一些大学里的业界导师的性质或许类似。这些人并不指望这个工作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不过是一些工作之余补贴家用的零花钱而已。
然而，随着美国教育体系面临众多挑战。这项岗位逐渐由这些“业界人士的业余工作”，渐渐变为了“业余人士的全职工作”。
有很多兼职老师在不同的大学开设多门课程，不停地奔波在不同的大学之间，然而这些课程往往是一些入门的通识类课程，尤其是终身教职教授不愿意教授的大课（30-40人），消耗这些兼职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包括批改作业。
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养家糊口的方式，无非是因为不幸，不幸地取得了博士学位，而又试图希望能成为教授，最好是tenure教授。
老师之间的鄙视链
兼职老师似乎不被视为大学教育体系内的人，他们并不属于学校。设计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后，就会来分配教学任务，当学生人数过多，或者没有合适的老师时，便会像在Tinder上寻找合适的对象一样，看中了好的profile就右滑一下。
然而博士毕业后，所有的博士都希望走的路线是通过两年的博士后积攒人脉，然后获得一份终身教职的岗位，开始当讲师或助理教授，随后通过考核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最后考核通过后便成为教授。这个岗位在美国1940年之后的学术宣言中，在大多数学校都是终身制的。也就是说，只要不犯罪、不做出格的事情，就永远是教授，直至退休。作为交换，教授需要自由地展开研究。
当然，所有博士都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教授，然而工作岗位是有限的，尤其是tenure更是有限的。大量的非名校非王牌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如果找不到上述的晋升路径，恐怕只能选择去当兼职老师。一旦成为兼职老师，几乎这个人就永远与晋升为教授的讲师岗位无缘了。
因为在学校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博士毕业后没有当上讲师，这就意味着远离了学术路线，而当兼职老师则是误入歧途。是的，学校需要的是毕业后就专职于学术的人，而非出去“混了几年”再回来的人，更何况那么多名校毕业的博士仍在等待呢。
因此，兼职老师从来都没有被纳入“教学团队”的范畴，他们不过是临时解决人手不足问题的人员。然而对于学生来说，这些原本要承担重要“学术引路人”角色的老师，根本不属于学校的一份子，对学生的帮助也仅限于课堂。
学校也有苦衷
随着战后婴儿潮的生育潮结束，即喊“战后婴儿潮”爷爷奶奶的这一波孩子迅速减少，等到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即2010年后，升入大学的人数也急剧减少。这给数千所美国大学带来了生源不足的困扰，与前些年日本、台湾这些深入老龄化地区的大学面临完全相同的困境。顶尖大学依然不愁招生，他们拥有非常低的录取率，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然而对于其他普通大学及大量社区大学来说，就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
大学发出2000份offer，对于顶尖大学来说，可能会有75%甚至更高的概率得到学生确认，然而社区大学在面临生源不足困扰时，这个概率就低得多，甚至要等到开学前一个月才知道会有多少学生入学，因此教学计划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人手不足时，只有请兼职老师来承担课程。于是在社区大学中，有相当多的课程是由兼职老师授课。
与此同时，学校为提升知名度和形象，参与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修建酷炫的体育场或者引入更尖端的科研设备是更有效的手段。但大量公立学校和社区大学获得的拨款却不断减少，砍掉全职、终身的教授便成为必然。
Tenure track，作为对抗纳粹控制高校和教育界的反击，自1940年被引入美国教育系统以来，就强调教授的研究自由、学术自由，要求学校提供终身的物质保障。只要评上了终身教职，基本就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终身教职的问题，作者却完全没有谈到。整本书中，作者看起来像一个被抛弃的人，幽怨地向终身教职投出羡慕又无奈的目光。
教育服务的商品化
更深层次的探讨，作者却是一笔带过。与大多数制造业工作类似，大学教育这项商品也需要被外包。然而这项服务并不能真的被亚洲国家承包，于是在大学教育这项服务商品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等级。消费者、制造者、设计者等不同角色被细分，不同阶层的人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Tenure作为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角色，主宰教育系统中的决定性角色。不论是教授还是主任，都是终身教职的人才有资格参与，他们设计项目的方向、内容和特色，如同科技界的苹果。对于教育系统中中下层的大学，大量工作由兼职老师承担，这些人是实际的课程讲授者，却无法更改项目内容，只能根据已设定好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他们如同科技界的富士康。大量学生在面对眼花缭乱的特色体育场、酷炫的吉祥物、精彩的社团活动时，犹如在挑选不同的设备参数。最终挑选出来的产品背后印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Made in China”。
这是教育系统走向专业化的必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教育市场中，远程教育依然无法替代现有大学的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氛围、体验和社交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知识已不足以稀少到成为垄断产品。
与几天前看完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一样，70年代的美国大学在达到巅峰后，也面临来自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巨大挑战。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名牌大学吸引了大量公众的关注，然而更庞大的阶层下滑的大学和人群却被忽视了。
国内从1987年出生人口达到2550万的阶段巅峰以来，人口就不断下滑，掐指一算，这批人已38岁，他们的孩子大多于2016年的1883万之前出生。再到2023年，出生人口已快速下滑至900万左右。这意味着2034年以后，中国的大学也将面临入学人口的快速减少。等到2040年时，只要能高中毕业，就意味着一定有大学可以上。
同时，中国的博士毕业人数，从2016年的5.5万增长到22年的8.2万，预计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增长，因为博士生招生也在扩大。
对于双一流高校来说，也许生源不是问题，但对于大量专科和普通大学，他们同样会面临相同的挑战。到时，博士毕业生，是不是也只能去这样的学校，去当兼职老师呢？
正如《The Death of the Degree》所揭示的，学术界早已不是避风港，而是一个充满结构性困境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价值——对于那些渴望通过严谨训练来回答问题的人来说，这套教育系统依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工具。
对于一个在工业界有过丰富经验的人来说，拥抱变化本就是生存常态。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稳定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对知识无止境的好奇，以及在不确定性中重建意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