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杰作。每当看到海量的史料被巧妙地组织起来以阐述历史真相时，总是令人深感震撼。众多的文献和资料，强有力地支撑了作者对中苏关系的深入论证。沈志华教授毫无疑问是一位传奇般的学者。
若只是讨论中苏同盟的历史轨迹，那么这本书已然卓越。但最后一章将中苏同盟的讨论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普遍关系及其发展特征和成因分析，这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卓越”。
遵循本书的结构，我接下来从不同的历史时期讨论我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的理解。
-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
- 传统教科书中的叙述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中共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关键时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似乎与苏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实际上，从中共成立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挥犯下很多错误，遵义会议后中共才开始树立了以毛为中心的领导，便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变得疏远，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彻底确立了毛的领导，因此在内战前，中共和共产国际并无太多交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接受了来自美国的援助。
- 抗日战争末期，随着日本的连续败退，国民党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同时受到苏联和美国的拉拢。苏联更关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障，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中长铁路+旅顺港）。因此，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尽管双方同属共产党，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保持中立，甚至拉拢蒋介石。但随着蒋介石逐渐倾向于美国，中共与美国走向对立，苏联也只能选择支持共产党。这一趋势下，中苏关系逐步走向合作。解放战争爆发后，苏联在东北有计划地撤军，并倾向于将物资提供给共产党。
- 随着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连连胜利，毛泽东迫切需要苏联的支持，因为治国理政对中共而言是全新的领域。苏联也需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新领导人，以避免毛泽东成为另一个铁托。因此，在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苏共秘密访问西柏坡。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充分表达了对苏联的赞扬，并显示了学习和忠诚的意愿。米高扬也对毛泽东表示了赞赏。这次秘密会谈之后，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公开宣布要“一边倒”。中苏关系因此走向了合作。
- 建国之后到苏共二十大之前
- 尽管“一边倒”表明了中苏关系的亲近，但双方并未因此直接结盟，原因在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并未得到最终确定。建国后，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核心议题包括旅顺港、中长铁路、新疆矿产开发、内蒙古自治等。斯大林自然不愿放弃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不同意将上述地区的所有权完全归还中国。毛泽东采取坚定立场，长时间留在克里姆林宫，外界甚至有“斯大林软禁毛泽东”的传闻。经过谈判，中长铁路最终归还中国，双方共同经营开发新疆。旅顺港则继续租借，部分原因是除了斯大林的不愿意之外，当时中国缺乏海军力量，需要苏联的支持。
- 建国之初，台湾成为了唯一尚未”解放”的地区。面对这一挑战，毛泽东迫切希望完成对台湾的解放。然而，由于缺乏强大的海军力量，他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苏联的军事支援。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渴望实现朝鲜的统一。与贫瘠的中国相比，金日成更是急切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极为重视。在将旅顺港归还给中国之后，苏联若想在远东保持其不冻港的地位，就必须巩固其在朝鲜的影响力。
- 在这一阶段的全球背景下，冷战的帷幕正缓缓拉开。斯大林并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对抗，以免引发全球性冲突。因此，面对金日成的多次请求，斯大林并未直接给予肯定。经过反复考虑，金日成的快速战斗计划最终得到了斯大林的原则性同意，但这还需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则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更为紧迫，因此原则上并不支持，但随后金日成还是在快速战斗的理由下，同步给毛泽东的同时发起了战争。
- 金日成发动战争后，立即激怒了美国，加剧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面对美军的反击和仁川登陆的成功，金日成的军队节节败退。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决定出兵支援，并通过这次机会向斯大林索要了一系列的军事援助。（即使在没有得到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已决定出兵。但出兵的决定早于斯大林提供援助的时间）朝鲜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意识到苏联空军的参与，但为了避免将冲突升级为全球性战争，双方都保持了沉默。
- 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成功，对毛泽东有着三重重大意义：
- 作为一种政治投名状，成功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展示了支持和忠诚，作为回报，斯大林开启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 稳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极大增强了信心。
- 显著提升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使他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关键人物。
- 此后，苏联展开了全面的对华援助，包括“一五”计划期间的援助项目，帮助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意义重大，这些援助不仅仅体现在完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帮助中国在管理、标准、制度上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基础。这种经验及其节省的尝试成本，对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遗憾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些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包括后续的几个五年计划，逐渐衰落。中国未能继续沿着苏联援助的工业基础发展，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这些遗产被逐步消耗，仅留下一些标准和技术人员的传承。
- 苏共二十大到世界共产党大会
- 斯大林死了。这位在二战中逐渐树立绝对的权威、将东欧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以铁腕治国的领导人终于离开了历史舞台。不仅赫鲁晓夫因接掌苏联的大权而感到欣喜，还有毛泽东。毛在访苏期间受到的种种待遇涌上心头，如今斯大林已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和威望最高的人就是毛和苏联了，但毛执掌的并不是苏联，而是仍然一穷二白的中国，因此，毛亟需在中国发展经济，成为真正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
- 于是毛积极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的实践便是其成果。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人为地拔高经济水平，以大炼钢铁为最重要的KPI。本质上，这与苏联依靠高水平专家推行的精密计划经济存在明显差异。大跃进实际上扭曲了计划经济的本质。因此，尽管苏联无法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表示认同，东欧的其他国家却对中国的经济尝试表示钦佩，这进一步增强了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首次以领导者的身份亮相。然而，当他发表了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后，社会主义阵营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 一方面，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反抗苏联控制的社会运动，前者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则被视为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在波匈事件中积极斡旋，帮助平息了这场动乱，并将中国及其个人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东欧；
-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在数十年的斯大林崇拜后，突然面对对他的批评，信仰陷入了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理论和舆论上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恰当的评价，并在六月事件后帮助赫鲁晓夫处理了莫洛托夫问题。赫鲁晓夫深受感动，决定赠予中国一份重大礼物：原子弹技术。
- 长期渴望获得核武器技术的中共，虽然之前只获得了苏联的核保护而未得到技术支持，如今终于获得了原子弹技术。毛泽东决定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发起的世界共产党大会。这次大会由苏联主导组织，而毛泽东与中共则作为幕后策划者及精神支柱，中苏关系因此达到了历史高峰。
- 世界共产党大会后的分裂
-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秘密批评，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对当时世界形势判断的根本变化。斯大林时代代表了领导、对抗和战争，而毛泽东的观点与斯大林高度一致，甚至更为极端，认为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进步源于斗争，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也来自于斗争甚至战争。相反，赫鲁晓夫等人认为，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下，通过议会斗争、选举等手段，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否定斯大林的路线。这种否定最终演变成了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 实际上，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持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更多源自于怨羡。当毛泽东有机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领袖时，他采取了比斯大林更为绝对的路线，因此他与赫鲁晓夫在对世界形势的理解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 于是毛决定炮打金门，造成世界紧张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才可以更好的斗争，更好的在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毛并不真心想要占领金门，更不是真心想要“解放”台湾。在海军力量尚未完全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他仍旧选择制造冲突，同时又谨慎地控制着冲突的规模。因此，就出现了“能否在不伤及美国人的情况下对金门的司令部进行炮击”这样的讨论。赫鲁晓夫对此行为极为不满。当赫鲁晓夫在全球范围内努力缓和局势，争取和平过渡的机会时，毛泽东却在不断制造紧张气氛。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不扩散、裁军等议题上与西方世界取得进展并达成协议时，毛泽东的行为无疑令赫鲁晓夫对提供给中国的核武器技术支持产生了担忧，并推迟了部分技术的交付。
- 此时的毛泽东自信心满满，他自视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的第三位伟人，甚至认为自己已超越斯大林。尽管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但在他高瞻远瞩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斗争寻求发展，他坚信自己很快就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领导者。在毛的眼中，苏联或许还有一席之地，但赫鲁晓夫则已经黯然失色。
- 1959年的中印边境冲突虽然在军事上中国略占优势，但苏联的态度让毛泽东极为不悦。正如赫鲁晓夫对世界局势的判断，通过议会和选举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他看到的未来，而尼赫鲁正是苏联希望在印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尼赫鲁在国内面临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因此苏联更倾向于停止冲突，给毛施加压力，以减轻尼赫鲁的负担。然而，毛泽东认为，作为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赫鲁晓夫却偏袒尼赫鲁，这让毛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认为赫鲁晓夫已经背离了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开始了他为期15天的美国之行。这次访问极为成功，至少在赫鲁晓夫看来是这样，因为他不仅推动了双方的大规模裁军，还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在国际环境上达成了和平共识。因此，当赫鲁晓夫结束访美之旅，满怀喜悦来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他兴奋地与毛泽东分享了他促成世界和平的成就。然而，对于毛泽东这位一生都在追求斗争、寻找矛盾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截然相反的道路。因此，双方在会议上公然翻脸，场面极为尴尬。
- 于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开始撤回援助中国的专家，并最终导致在东北陈兵百万。
最后一章的精彩，令人目不暇接。
- 中苏关系的确在利益上存在摩擦和冲突，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背景下，两国本可以找到共识。然而，这些摩擦和冲突最终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而非根本原因。
- 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未来世界的不同预期，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成为了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后来中苏在某些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这种一致并未能阻止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差异并非破裂的根本原因。
- 针对过去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是双方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苏联以绝对的优势占据着领导权，所以中苏关系可以亲密的发展下去，而当中国希望掌握主导权，甚至掌握了一定的主导权之后，又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权的时候，双方关系发生了破裂，这是一种结构的失衡。
-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一定需要一个主导权？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稳固呢？这里沈教授的论述十分精彩：
- 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交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 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 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欧洲的苏联和东欧之间的关系，在东亚中国和东南亚以及朝鲜日本的关系。
-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成熟，就往往陷入矛盾和困惑。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 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 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 民族主义主导了国家的概念，而共产主义则主导了世界公民或兄弟关系的概念，这两者本质上是冲突的。民族主义要求在民族国家之间，以本国为第一优先，而共产主义则以天下大同为优先。当一个民族国家占据绝对的优势时，他当然可以秉着共产主义的态度促进实现天下大同（当然这里的天下大同的路线必须是他的路线，例如斯大林的路线对于东欧，毛泽东的路线对于东亚和东南亚），但当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时，那么一方面对于天下大同的路线如果不一致便会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则站在民族国家的视角，产生国家之间的矛盾，而非政党之间的矛盾。
- 沈教授以结构失衡的框架分析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发生了失衡，党际关系取代了国家关系，无视内部的不同道路和诉求，追求统一和一致，造成了同盟关系的分化。
其实还是一句话：极左的共产主义害死人，极左的民族主义更害死人啊。